星期六的下午，只剩下我和你。

前几个礼拜我右手受伤，手掌一直绑着绷带。

这星期三去公司旁边的便利商店，用已经拆掉绷带的右手拿东西给小姐结账，小姐突然问：“你手好了啊？”

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她。

她年轻、时髦、笑容可掬、戴着粉红色镜片的墨镜。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

“你上次包着纱布来买东西，我印象很深刻。”

她一天不晓得要招呼多少客人，我当时还因为sars戴着口罩，脸遮掉一大半，但她认出我来，还主动向我问好。

“我好了啊！

你看”

我突然兴奋起来，向她展示手掌上新皮和旧皮颜色的不同。

她弯下头看，好像我展示的是一个gucci包包。

2003年4月，sars大流行，每个人都开始恐慌。

公共场所有人咳嗽，我们本能地停止呼吸。

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已经把他当成仇敌。

进大楼要量体温，若是36度，我们莫名其妙有了优越感。

别人37度半，还不敢跟他搭同一班电梯。

人与人越来越疏远，很多人虽然还没有被隔离，心情上已经遗世独立。

很少有灾难，像sars这样，毫无歧视地影响每一个人。

我们虽然保持距离，讽刺的是，我们的命运却从来没像此刻这样紧密地绑在一起。

一位同事感染，我们全部要隔离。

病毒身上，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

没有疫苗、买不到口罩，当医院拒收病患，当老百姓生了病必须隐瞒时，我们还剩下什么？

宝贝，只剩下我和你。

我不认识你，但我们正在同一个房间内居家隔离。

痛苦和希望都在门口，你没办法先走，我也注定久留，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承受。

我们的武器，只剩下便利商店女孩那种对陌生人的关心。

“你手好了啊？”

亲爱的，那是我惟一相信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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