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普通，千千万万农村母亲中的一个。

我出生于76年——“不幸”

的一年。

当然，三星损落和唐山大地震的灾难并不能给我洁白的思想上留下什么印痕，但长大后，母亲经常给我讲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和本村继英大娘是怎样跺着双脚捂着脸哭毛主席的事，以及那次空前绝后的自然灾害一如浮光掠影在我眼前一一再现，又飘然散去。

记忆中的最清晰的母亲，还是她坐在缝纫机前的影象。

缝纫机是爸爸外出挖土方“挖”

来的，为此，爸爸也曾骄傲过：声称，家里有缝纫机的村里只有两家。

一是村长家，二是赤脚医生翠翠家，再者就是我们家了。

母亲也为父亲的骄傲而欣慰。

她经常坐在缝纫机前哒哒哒地为我和哥哥“跑”

出一件件衣裳，一双双鞋垫拌着缝纫机的声音，我总是静静的爬在床沿上写作业；不时，抬头看一下母亲忙碌的背影，一丝不敢懈怠，直到做完作业才坐在妈妈跟前说笑，随便撒点娇也不为过。

其实母亲对我的学习倒没有严厉的约束，可她那自然流露出的殷切期望却时时鞭策着我，使之没有理由松懈自己。

上学第一天起，我就明白那种期望的所有内容。

父亲不止一次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在农村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上学。

胜，你看”

父亲伸出布满老茧的粗糙的手给我看“不好好学习，就像我一样。”

母亲也附和着点点头，手里的活路从没有停止。

記得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模拟考试时中，我得了六十分，及格了。

带着喜悦的心情报告给母亲这一喜讯时，却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到我想象中的欣慰和鼓励。

母亲破例停下手中的活路，淡淡地说“你们班上有得比六十分多的吗？”

我说有，那个谁谁还得了九十分呢。

母亲沉默不语，脸上显现出一种我从没看到的严肃。

这严肃让我委屈——我知道哥哥第一次考试才得了二十七分，我比哥哥强多了！

可我没说出心里的想法。

委屈过后，妈妈唯一一次严肃的表情便转化为了一种鞭策。

以后，无论模式考试还是正式的，我从没有让母亲失望过。

小学五年里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矛，以至本村的付老师好几次当着母亲的面夸奖我学习好，将来有出息。

从母亲欣慰的脸上，我尝到了什么是幸福和责任。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她用自己的朴实和勤劳激励着我踏上实实在在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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